华人的美国梦——下半生交给美国

marie · 发表于 2012-11-6 07:54

华人美国梦：下半生交给美国

　　作者/陈若冰徐阳编辑/王崴

　　老有所依，在中国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城乡二元化差异和服务行业不同，使许多低收入群体的晚年格外凄凉，而美国已经建立起一套非常完善的养老体系，即使是低收入者，晚年反而会过得更加无忧。

　　在国内什么都没有了

　　1981年，已经48岁的陈有枢踏上美国土地时，他可能没有想到，已近天命之年，人生际遇却要经历重大转变。

　　陈有枢1933年出生于上海，父亲陈绍平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银行担任高级职务，后来经XX地下党统战选择留在上海，解放后担任上海进出口贸易部门的负责人。陈有枢的母亲则是上海富商家庭出身，所以整个幼年时期，陈有枢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的环境，家里有司机，兄妹四个小时候每人都有保姆照顾，解放前穿的西装长袍皮鞋全是手工订做，解放后改穿中山装，但料子却是从日本买回来的当时最好的的确良。

　　“我中学读的是上海缉槼中学，就是李敖读的那所。”陈有枢说，“我以缉槼中学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医科大学”。1959年毕业后，陈有枢分配到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陈医生的爱人也是名医世家之女，岳父尤彭熙20年代留学德国，是著名的皮肤病专家，解放前在上海开有药房和诊所，解放后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主持专家门诊。1965年陈医生和爱人响应组织号召，到当时刚成立的“923”厂(即后来的胜利油田，当时属于保密单位)中心医院工作，夫妇二人那时是医院的业务骨干，陈医生主操口腔和整形外科，爱人负责皮肤科，每天门诊量多的时候，有一二百人。

　　陈医生工作时刚好是新中国最朝气蓬勃的年代，虽然家世显赫，但和其他大学生一样，毕业服从分配，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人生和理想似乎都是按照当时正常的轨迹。然而好景不长，中国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让陈家不断遭到冲击。先是 50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陈医生的姨父被当成资本家批斗，被迫远走海外，陈家在银行里的资产也被查封。接下来的反右运动，父亲差一点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后，陈医生的父亲被当成国民党潜伏特务抓了起来，而岳父则被视作反动学术权威，不堪批斗跳了黄浦江，所幸被人救起。

　　因为家庭出身，陈医生和爱人也未能幸免，两人都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开隔离审查，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不过，因为油田经常出现事故需要医生做手术，陈医生的“反革命”没有戴帽子，还可以正常工作。但陈医生的妻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不仅被打成反革命停止工作，还经常被批斗，严重时彻夜不让睡觉，她和陈医生的孩子也因此流产。“如果那个孩子活着，现在都四五十岁了”，说到这段往事，陈医生眼圈泛红，“我太太后来实在忍受不了，就划清界限和我离婚了”。陈医生的冤案一直拖到文革结束才得到平反， “我做了24年外科手术，就因为出身不好，一直都是讲师，连个副教授都评不上。”

　　1981年，经过老师和亲戚的推荐，陈医生作为访问学者到哈佛大学附属的麻省总医院进修，“下飞机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25美元，这就是我的全部……”。

　　我到美国完全为了孩子

　　“28岁时丈夫就死了，守了40年寡，直到68岁才嫁给现在的美国丈夫，71岁成为美国公民——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孩子。”

　　在波士顿唐人街附近有一个名叫“君子楼”的老人公寓，钟珠老人就住在这幢公寓的13层，已经90岁的她，除了有点耳背和腿脚不便，思维清晰、谈吐流利，只是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显得空空荡荡。

　　钟奶奶是广州人，毕业于广州女子师范学院，那时广州已经沦陷，当时才十几岁的她，毅然投笔从戎，北上江西参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的军事训练，到过第四战区抗日前线，后来又奔波于华南多地从事军训和妇女工作。现在的美国丈夫和她曾在国立中山大学军训学生时有过一面之缘，但钟奶奶那时一心想着抗日救亡，不谈儿女私情，拒绝了他的追求，而两人再相逢，已是50年后。

　　动荡的年月，颠沛流离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命运。1944年，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时局再次紧张，正在曲江黄埔中正学校当老师的钟奶奶又面临疏散，那时母亲生病，家庭无力维系，一个在广东省政府主管疏散站的人帮助钟奶奶一家转移到连平县，并找七战区司令官余汉谋的私人医生为钟奶奶母亲看病，患难时刻，钟奶奶怀着感恩之心以身相许，婚后两人感情甜蜜，两个孩子分别在1947年和1949年出生。

　　广州解放后，钟奶奶和丈夫选择留下，但是1950年末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很多国民党旧官员搞得人心惶惶，许多人四散逃离，钟奶奶的丈夫先一步到香港，而钟奶奶因为孩子年幼和老人的拖累滞留在广州，最后全城封锁，再也逃不出去了。

　　钟奶奶的丈夫到香港之后，思念妻儿，积郁成疾染上肺炎，不久就去世了。那时中港两地音信阻断，象钟奶奶这样出身旧社会，又有海外关系的人人自危，根本不敢与在外面的亲属联系。直到10多年后，钟奶奶才知道丈夫已经去世的消息。

　　在内地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和老人，等候杳无音讯的丈夫，还要时刻提防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钟奶奶一直谨小慎微，60年代广东曾有几波偷渡香港的大潮，钟奶奶像念经一样叮嘱两个孩子千万别跟着偷渡，因为偷渡危险被抓到会受严惩，家人也会连带失去工作，老人也无力照顾。钟奶奶的两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养成胆小怕事的性格，后来中学毕业都直接进工厂做工，因为工人阶级根正苗红。

　　80年代开放后，钟奶奶在台湾的军校同学回大陆探亲，拍摄的合影照片后来被现在的美国丈夫看到，恰巧他当时太太也过世了。就这样，在军校同学的极力撮合下，两位老人时隔50年又见了面。

　　钟奶奶28岁守寡，独自拉扯两个孩子成人，一直都没有再婚。“我都68岁了，和他结婚就是想把孩子带出来。我出来了，起一个桥梁作用，将来可以申请孩子移民，我们名义上是夫妇，但实际是朋友。”1990年，钟奶奶和现在的丈夫结婚，三年后拿到美国公民身份。

　　“我考上公民后，马上申请大陆的儿子和家人来美国，但他们此时却瞻前顾后，惦记着大陆的退休工资，又担心年龄大了，不会说英语，在美国不好找工作，不愿意过来。早知道这样，我又何必来呢？”

　　下半生交给美国

　　陈医生到美国后，一边在麻省总医院进修，一边在中餐馆打工，后来在餐馆认识了现在的太太，接着移民到美国。

　　陈太太是香港人，19岁时嫁给一名华裔美国海军，在美国上的大学，毕业后在联邦银行工作。27岁时前夫不幸过世，一直等到42岁，才和陈医生缘定终身，两人相伴30多年，感情非常好。

　　由于陈医生来美时已经48岁，过了考取医师执照的年龄，他便开办了一家私人针灸诊所，同时经营太太家族那边的中餐馆。

　　通常情况下，美国人退休后的收入有三个来源：一是联邦政府社会安全署发放的退休金；二是政府机构及私人公司发放给雇员的退休金；还有就是雇员自己在工作期间积累的退休金。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社会安全署发放的退休金是最主要的来源，其次是自己退休账户中存的钱，而发放退休金的公司机构则越来越少。

　　美国没有规定退休年龄，如果工作满10年，积累40个工作季点，到62岁时便可提前领取养老金，绿卡持有者满足上述条件，也可享受同等待遇。但每个人领取的退休金多少，根据工资报税多少、工作时间长短以及是否提早领取有很大的不同。此外，如果工作不稳定，没有退休金，或者成美国公民时已经过了65岁，可以领取由政府发放的社会补助金，大概400到800多美金，各州有不同规定。

　　陈医生经营私人诊所，自己纳税， 62岁开始领取养老金，由联邦社会安全署发放，每月近1000元。而陈医生的太太之前在联邦银行工作，退休可以拿两份养老金，每月能拿到3000元左右。这样算下来，陈医生夫妇的养老金就非常可观，加上之前经营中餐馆的积累，他们在美国有多处房产。而钟奶奶移民美国时已经过了65岁，只能拿社会保障金，现在每月有800多块。除此之外，州政府还发给钟奶奶粮食卡，每月有100多元，可以去超市消费购物。

　　除了退休金，另外一个重要养老保障是医疗。美国退休老人手中会出现两张卡，红蓝卡和白卡。红蓝卡(联邦医疗保险卡Medicare)，发放对象是65岁以上的老人，包括门诊和住院两部分。而白卡(医疗补助卡Medicaid)则是红蓝卡的补充，是州政府为低收入和低资产人士而设的医疗补助计划。以陈医生为例，如果享受免费医疗，每月需支付240元的保险金。钟奶奶因为同时拥有红蓝卡和白卡，所有看病花销全部免费。并且美国政府对上年纪的老人，还提供就医免费接送、上门服务等便利措施。

　　和中国老年人大都分散居住、老年公寓多建在市郊清净之处不同，美国政府非常重视社区养老。老年人各种文艺活动中心、公寓均设在市中心，离医院近，交通便利，也方便老人之间相互走动，不会太孤单。美国政府会根据老人的收入和身体情况提供不同类型的公寓。陈医生住的公寓就是政府给夫妻收入不超过1800美元的老人提供的，每个月只需要350元租金。而钟奶奶属于低收入者又没有房产，可以入住老年公寓，每月只需190多块，有专人送饭，政府还会免费安排工人做家政护理服务。而那些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则安排住疗养院，专人照顾起居，每天要300多块，但对低收入者来说，同样是由政府承担。

　　美国的社区养老，还体现在有众多私人非赢利组织为老人服务，这类组织经费主要由政府资助，象波士顿唐人街的中华耆英会，专门为华裔老人为老人提供语言、膳食、娱乐和出行方面的服务，时间已经超过40年。

　　在美国社会，没有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的“养儿防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照顾到老人的方方面面，加上美国人从小就非常自立，人到暮年很愿意享受独居生活。只是那些生长在中国文化圈里，习惯于儿孙欢绕膝下，晚年却身处异乡的人，还会感觉到孤单，钟奶奶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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