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繁荣但却令人不安。人们似乎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把握,无论他在意识形态上是不是一个奇迹论者。人们在幸福的怀抱中感到前所未有的暧昧和怀疑,对未来更情愿采取旁观和期待的态度。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正处于某种过渡形态确信不移:一方面失去了评判生活、给出生活意义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在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却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深刻的无奈感。无论在我们生活面前是天堂还是深渊,我们似乎都被命运神秘的绳索牵引着,默默前行,既无法停止,也不能改变。+ I) x6 Q& _' |0 e, u/ n
9 O% s/ Z8 r, ?1 s7 M% ?% A在人们的行为当中,也有着高度的一致,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实际需要和利益所驱迫,对待生命就如同经营生意,至少我们可以说生意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实在的内容。对于东南沿海富裕地区的一部分人来说,则尤其如此。如同有人不怎么友善地写到:“在他们眼里,整个大地都是交易所;而且他们确认,在这块土地上,他们除了要比自己邻居富有而外,没有别的使命。生意控制了他们的全部思想,一种生意换成另一种生意,是他们唯一的休息。” " @8 q6 w) K# T 1 \# T. f+ T3 ^- p正是在这种使命的驱迫之下,勤劳聪明和勇于冒险使许多人的成功有如传奇,让人称羡。人们蔑视一切空谈,对于任何长远的打算、空洞的道德冲动都要用实用主义的眼光重新衡量;对任何人和事的价值都要从生意的角度来衡量,这样才能让人明白放心。人们紧紧盯着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对别人的窥探总是充满警惕,人们对于累积自己的财富有一种永不满足的饥渴,在他们眼里,这些是他们的全部生命,是他们用自己的血汗换来的。/ |7 p3 J, W- Z
/ q( d {# V0 `& ^1 ^- g) H* _也正是因此,人的生活才变得单一乏味,生命的丰富性受到了挤压。对待全体人的事务,人们就像外国人一样。很少有人愿意为改进公共利益真实着想,也很少有人愿意为公共的事情牺牲自己的利益。对于现实,无论其是否合理,人们都更愿意抱持一种得过且过的想法。人们更愿意适应现实,哪怕是极端地委屈自己,而不会动动念头去改变这个现实。在孙志刚事件中,有很多人私下里实际上都以为这个小伙子不通世故,过于较真。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灵活委屈来解决问题:说好话、找关系、塞钱等等,哪怕这样有损自己的体面和尊严,事实上,在中国更多的类似麻烦就是这样解决的。' n. k$ ?2 U& t# f1 g$ }7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