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U. ~- l% ]# s& j其他的问题大抵平常。最后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问我觉得北美的工作文化和亚洲的工作文化有什么不同,我的体会是什么。我当然说不上来,因为我在这边并没有当真工作过。只好瞎扯,扯得还挺差。我说我觉得虽然结构不同,外观各异,但是人的本性还是相同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什么区别都没有。这个就当时而言,简直是胡扯淡,典型的瞎糊弄。但是,放在今天,我在加拿大全职工作了三年之际,我如果再经历一次这样的面试,再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我想我的论点还是会相同,只不过此时已经是所谓的“山还是山,水还是水”,说法上会是完全的有理有据了。9 @$ M, O. L5 P
" n2 s0 L$ X ]5 ^$ r6 b" X, s0 ]之所以说这个问题当时回答得不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问问题的这个人,他期盼的完全不是这样的回答。他自己是斯坦福法律系的高材生,毕业了进全球最顶尖的律师行,跳槽跳到新加坡的这家公司,他当然自以为其间的差异明显,任人皆知。那么我的胡扯,当然也就让他很不满意了。 6 E1 ^: Y; Y& g& f, D: k O3 N4 C- `+ r7 ~8 O6 H" a Q5 j
最后问到我,对于将来的工作范围,给我三个选项,一个是全做法律,一个是全做战略,一个是五十五十。我说五十五十吧。这个决定对我后来的工作性质的变迁至关重要。不过,这已经是后来的事了。: \$ B2 S* ?6 ^4 I" 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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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次面试虽然以我拿到新加坡的offer告终,就其本身并不成功,归根结底还是有后面的关系在支撑着。这个关系后来也有了正负两面的影响。但是,总归,经过了如此花里胡哨的面试,我得到了新加坡的这份专业工作。在返回亚洲的飞机上,我看到了蓝蓝的天。
当时有一个面试是有一个朋友牵线搭桥,去一个大的投资机构作投资分析。这个面试其实是正式的面试,但是由于这个朋友的关系,面试是在一个不错的餐馆的酒吧间,一个非常宽松的气氛下进行。面试官就是单位的投资部经理。6 S# Z% j: f5 ^4 a
: t3 `' P. w# ~& l) k# _这位年轻人问了我大致的情形,又很具体地问了我都做过些什么,然后就反反复复说他需要的是一个能走出去谈的人,能到公司、企业里面去和高层领导细谈,拿到企业内部信息的人,而财务模型一块,大可以交给计算器软件去完成。我说这个商务谈判的能力我也是有的,经验也是有的,成果也是有的,但是他似乎完全听不进去,只管自说自话。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不行,作为第一代新移民或多或少的通病,在很多时候的确是致命的硬伤。2 X) s" g6 T5 l5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