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股和脑袋不能说的秘密

zhonghaida · 发表于 2010-12-4 00:11

以往去朝鲜旅游的时候，导游小姐在提及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会不厌其烦心甘情愿地连带出40多个头衔前缀。可见洗脑之恐怖。

这脑袋是怎么被洗了的呢？话说万人之上的金正日把握意识形态有十二大绝招，亲自指导电影拍摄，指导管弦乐主旋律，指导革命舞蹈史诗，指导电视广播，指导新闻报纸，指导图书出版，还撩起袖子亲自画版式，编改文章做标题等等。

可悲可哀的是，一个民族的思想之花就这么蔫儿了。

时下，重庆湖南等地的红色文化运动，唱红歌颂经典，在宣传方面它被作为一种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文化活动，实质上却是一种单一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的灌输。

可喜可贺的是，南方报系却出现了非正面的报道，背后是一种基于多元文化和自由理性的抵制。

于是，一个早已被人嚼烂的观点此时振臂高呼起来：思想为制度服务！且抛开马列主义惯用的辩证观点，仅仅只是从一个方面去看，思想是怎么服务于制度的。

元典时代，也就是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印度、地中海等地区的早期文明进程步伐加快了。在中国，孔子的很多思想是无可非议的，“舍生而取义”是反对重利轻义，“以德服人”是“王道”，“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是暴君放伐的体现。但不管“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换位思考也好，“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特权也罢，等级之分是不可以丢失的。相应地，他搬出“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来约束礼仪。

可喜可贺的是，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制度，惊奇地发现孔子的道德之学恰好能在思想上规范百姓，于是孔子自然变成了当时的优秀意识形态分子。

差不多的时期里，印度的种姓制度牢不可破，在无流动的等级金字塔最顶端是婆罗门、战士和商人，最底部的则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一点，和《血酬定律》里引用的西藏噶玛政权中在命价上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有异曲同工之处。

可喜可贺的是，婆罗门深谙其道，用一套思想既解释又维护了自己的制度。它先在形式上通过神圣的吠陀经文中关于伦理道德的规定来影响日常生活，若是种姓之间可以通婚，种姓制度还怎么划分？然后又在思想上传递业报轮回和灵魂下世转移的概念。业，即为善功与过失，他决定了转世后的种姓。然而，一个人最大的孽就是破坏了自己应遵守的戒条，拒绝履行自己天生所在种姓的责任和拒绝承认自己的身份。谁还敢胡思乱想揭竿起义了？

但有时候，到底是意识形态决定了制度还是制度决定了意识形态？屁股决定脑袋还是脑袋决定了屁股？好像有点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感觉。

假如我们承认脑袋决定了屁股，那退一步说，是不是换一个脑袋，屁股就会挪到其他地方去了呢？

后来婆罗门失势，佛教在印度兴起了。它的思想大部分从根本上有别于前者，众生平等之说颠覆了等级划分，主张自省和自我克制有别于前者一定要通过祭祀去完成修行，让妇女介入也大大拓宽了接受教义的群体。同时，阿育王也基于佛教的观念试图去建立一个反战反屠杀并传播和平平等的政府。仿佛一个新的制度就要产生，貌似脑袋即将决定屁股。

可悲可哀的是，如果人往往都是趋利避害这一前提成立，那么曾统治那些小国的军事家族是希望保留自己对当地政治的控制权的，阿育王的行为势必会侵害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等待着王朝虚弱之时，复兴了他们的王国，婆罗门再次得势，制度再一次支配了思想。

但困惑的是，当小国军事家族决心反抗的时候，是人本身趋利避害的思想在发生作用，于是过往的制度便得以加固。如此说来，思想也决定制度了？

不管怎样，有一点至少可以承认，当思想与制度冲突之时，特定的政权下，制度会尽一切努力凌驾于思想之上。最开始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基督教徒注重自身对上帝的责任而不是把皇帝奉为神灵，在其他领域也反对政府的权威，“凯撒的归还给凯撒，上帝的归还给上帝”也清晰了这条明确的划分。但可悲可哀的是，早期的几个皇帝包括尼禄，开始迫害基督教徒，杀死了一些信徒并压制他们的秘密信仰。

好了，讨论了半天屁股与脑袋的关系，真正抛砖引玉地提出问题了：有别于唱红歌的方式，面对愚民娱国的行为，作为第三方的媒体，到底应该做什么？

教材迷恋者也许会说，媒体应该秉着政治正确，用客观的事实，开启民智。

可问题出来了，什么是政治正确？A国的政治正确如果否认了普世价值，那到底还正不正确？

什么又是客观的事实？客观的事实是疯子杀人不犯法，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决定了大部分公众的意见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那这样的客观事实一旦披露，岂不是激起民愤？

如何开启民智？既然很多价值观需要建立，仅仅追求新锐度，卖点，而忽略真正应该去做的，并非反复去灌输强调一个正确的观点，这样恐怕达不到开启民智的效果了。但不得不面对的是，新闻也是产品，产品的商品属性又决定了它不能够忽视经济效益，没有新锐度没有卖点，报社都关门了谈何开启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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