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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中日关系败坏 日本人自己是怎么分析的.. 时事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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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岛英一(东京)6 a e3 [6 X- B, @! _
5 y5 }1 b) v1 [! y 1972年,田中角荣为了恢复中日两国邦交而访华。他见到周恩来时说:“若这次谈判一无所得,我们在下次大选时就惨了。你们倒轻松,没有选举这一关。”这句话显示日本政坛上的一位风云人物怎么看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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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结论有失公平。吉登斯(A.Giddens)指出过,一个国家无论采取任何政体,只要它是国家机构和人民互动关系很密切的现代国家,国家机构都得努力实现人民的意愿。这一点,中国也不例外。而日本政客往往认识不够深刻或简直忽略的,也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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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y& b3 k 进入21世纪后,看到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愤怒如此激烈时,日本人很容易陷入两个误区。& \) C- W. F& 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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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中国的两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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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本质化。犯这种错误的日本人,拿“日本文化的优良传统”来辩护自己的健忘,也批判中国人“记仇”的毛病。例如:“日本人认为人死后都成佛,所以一向尊敬死者。不管他是战犯还是罪犯,死了都要平等对待,才没中国人那么小心眼。”& a3 Q/ [* @9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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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以文化的相对性为理由来拒绝对话,这种态度只是一种思考的停止,理智的怠工,甚至是卑鄙的逃避。再说,事实说明,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的。90 年代日本山口县萩市,欲与福岛县会津若松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却遭到对方拒绝。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30%以上的会津若松市民不愿意与山口县人友好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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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868年长州藩(今山口县)作为“官军”进攻会津藩(今福岛县),残杀士兵后还不许埋葬,火烧民居,奸污妇女,抢夺财物的缘故。都快130年了,三成以上的会津若松人尚未忘记这仇恨,莫非他们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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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官本位思维。中国的政治系统看起来很单纯,原则是党领导一切。可是,既然领导人不是通过全民选举选上的,领导人的合法性自然就不在过程而是在结果。如果在党的领导下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也不见成就,令人民失望,其合法性就难免有人质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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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Z" r$ b- {9 T 如今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日益严重,矛盾随时都有可能升级为阶级矛盾。此时此刻,中国***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给经济精英阶层的入党开了个绿灯,经济资源就这样渐渐地成为政治资源了。国有企业工人和农民曾形成党的群众基础,但如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被边缘化了。$ H1 i7 d6 l3 n+ X* W. F( ` @
+ t7 D* \+ B% |: G 被边缘化的多数人对执政者来说是绝对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对群众的感受还能不敏感吗?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虽然含有不理智的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人性的自然表现。国家领导人也不能不尊重它。在对日政策上,轻易的让步,没成果的谈判,都不利于他们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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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小泉不顾中方的严重交涉反复参拜靖国神社,日方高层人物还妄言不断,这足以令中国领导人难堪,下不了民族主义的台阶。这几年中国高层人物都不愿与日方高层交谈,甚至今年5月吴仪在访问日本时打破外交惯例突然提前回国,都是迫不得已的。! M- o( B" p7 d
- o7 v! X% z! V4 `+ ?0 }& v 经济建设才是中国目前的核心任务,其条件之一是睦邻友好。毋庸置疑,中国***和中国政府的主旋律是中日友好。要不然,今年4月的反日潮之后,中共中央急发机密文件,促使地方各部门为应对反日潮做了大量工作,这是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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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z( H2 H/ R: G" c! |( P 去年夏天,中国公安部门冒着惹恼网络“愤青”的险,在江苏南通逮捕了一批将要出港的保钓人士,这不是为了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吗?遗憾的是,有不少日本政客不大注意这些事实,仍认为中国反日潮的主要原因,是1994年在江泽民主导下开始加强的爱国主义教育。那是跟他们分析政治过程的思维方式有关,即:主导权总在“官”方,“民”只是沉默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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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 u" A% k0 m要正面对待中国民愤6 W O/ ?3 i. g! Y" r*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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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愚民思想。所以他们的结论是:只要让中国官方回到“未来志向”的道路上,一切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有意愿找中国领导人谈,却没派一个官员去中国通过大众媒体向中国民众解释过,这也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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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注意美国开始进攻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后,不断派高层官员到半岛电视台等西亚媒体,用电视节目的形式向当地民众解释美国的中东政策和行为。美国的这种做法显然与日本大不一样。( f8 H# n2 i6 R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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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胡锦涛在雅加达会见小泉时说过:不想再次谈靖国神社。此话弦外有音,他大概想说:“若这次会谈一无所得,我们就惨了。你们倒轻松,没有民愤这一关。”可小泉分明误解了他的意思,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说不想谈,正合吾意。”他以为胡锦涛的“不想谈”代表中方对“未来志向”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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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P6 v5 n q- `% b 由于小泉在本月17日的第五次参拜,是在明年辞职之前,中日关系大概不可能有多少进展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未来志向”,是考虑怎样推进“后小泉时代”的中日对话交流,其前提是:我们日本人应该承认两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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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人也是人,一样有喜怒哀乐,追求安居乐业。他们绝不是什么文化上的“另类”。也就是说,中国人对日本感到的愤怒是来自人性的,我们对此应该虚心地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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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政治也需要“领导人”的合法性,没有田中角荣所说的那么轻松。它不是什么上情下达的“一言堂”。中国国家的主人是老百姓,日本官方应该正面对待中国的民愤。4 l$ J! V/ S% u4 U
! I; G1 i$ I8 ]" |·作者TAJIMA Eiichi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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