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医生崩溃 谁来救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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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V新闻频道连日来与Providence Health Care一同深入温哥华最紧张和繁忙的圣保罗医院（St. Paul's Hospital ），探访了医治和救助新冠肺炎患者的“第一线”医护人员。
/ l' A1 e) p; ^( p& \7 F据报道披露，在圣保罗医院的ICU和“红色区域”（COVID-19病房）中，医护人员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和身心疲惫令人震惊。

从护士到医生，再到呼吸师和其他工作人员，ICU和COVID-19病房中的每个人都必须长时间佩戴防护措施。对于他们来说，最危险的就是不得不时刻暴露在最高浓度的病毒之中。给病患进行气管插管感染病毒的风险非常高，但这也是最有效最重要的抢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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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们别无选择。

4 r7 H( z* v) e* y重症监护医生John Boy说，那是一种半混乱的状态，患者正在失去呼吸能力，而我们必须和时间赛跑，因为他们的呼随时会停止。而每做一次插管所面临的感染风险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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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X) e1 `7 \( B+ m; C$ n“病毒可能会喷溅到房间的任何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高度负压的房间里进行这些措施的原因……我们必须减少进行这些操作的人员，房间里的人越多，感染的风险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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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身处ICU的医护必须学会执行多项医疗措施以尽可能避免更高的感染几率。他们离开时，必须卸下大部分个人防护装备，并且在触碰和移动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包括医疗器材和设备后，进行彻底的双手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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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J' K2 g! U# r( m& l8 U) s1 [这个过程是非常消耗时间和精力的。所以，ICU的医生会使用双筒望远镜从外部观察ICU病房里患者的情况，当确定需要近身处理问题时再进入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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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VID-19病房工作的护士Julia Pavlova在新冠开始爆发几个月之前刚刚结束护校的培训。她调侃自己刚进入医院时还是个菜鸟。而现在，她已经在这里娴熟和精确地护理患者长达近一年的时间。

“我是自愿的，没有人把我推到这个位置。刚开始我确实很害怕，没有一刻是可以松懈的，这里是被病毒覆盖的地方。但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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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 Pavlova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儿，还有一位同样面临感染高风险的高龄母亲。和许多医护一样，她开始护理新冠患者之后，就搬出了自己的家。因此，当记者询问如何看待“反对戴口罩抗议”时，她激动地哽咽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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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们永远都不会有机会握着垂死的病人的手，我希望你们永远不必进入ICU接听病患家属的“告别”电话，听他们说那声沉重的‘再见’，然后整个家庭就这样支离破碎……”。

' n$ @3 a$ J; O3 _6 dJulia Pavlova最后直接向示威者喊话：“如果说不戴口罩是你们的权利和自由，那么那些因为感染新冠而死去的人的生存权利呢？他们能够继续享受生活、继续拥有家人的权利呢？那些因失去亲人而伤心欲绝的家庭，他们的权利又在哪里？”

* x8 T5 D- e* x0 i$ q/ b2 o工作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不仅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负重和身体负荷，同时也遭受着来自社会的限制和压力。而且，感染病毒的危险无时无刻不存在和困扰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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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q6 F# M9 E! u- gICU医生John Boy说，他们的工作环境是孤立于外界的，同时，他们也感到非常孤独和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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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 d; X1 y( Z7 R  {! A) b“坚持不住的时候，真的很想拥抱家人，但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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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埃德蒙顿皇家亚历山大医院（Royal Alexandra Hospital）新冠重症病房的医生Neeja Bakshi在接受CBC采访的时也表示，一线医护人员几乎是24小时连续工作，真的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

她说：“病房每天都有新的病人进来，每天都有新的危机发生：我们要把病人放在哪里？谁来照顾病人？我们有足够的医生吗？我们有足够的护士吗？我们有足够的呼吸治疗师吗？……”

Neeja Bakshi表示，除了治疗上的压力，医护们还必须强迫自己做“冷血”的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抑制自己的情感，代替病患家属与病患做最后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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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 F0 N6 b$ u  p( F  d  J“我几乎每天都在周而复始地做这件事，看着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倾听着电话里家属的哭泣。这让我非常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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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医护们在情感和身体上都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

5 Q4 X' ~2 [- C6 q2 }Neeja Bakshi也表达自己的心声：“我们正在尽力而为。但是我们精疲力尽了，谁又能帮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