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鲜花( 0)  鸡蛋( 0)
|
来看看中日关系败坏 日本人自己是怎么分析的.. 时事述评
& e; E e/ w7 H. F6 m" w8 I& r
3 k9 {# M @+ W' W5 S$ r' b田岛英一(东京)9 [* R9 q5 i* T! y: A
M' i; s/ ~$ E" q 1972年,田中角荣为了恢复中日两国邦交而访华。他见到周恩来时说:“若这次谈判一无所得,我们在下次大选时就惨了。你们倒轻松,没有选举这一关。”这句话显示日本政坛上的一位风云人物怎么看中国政治。
1 F6 f/ q5 e) V. Y
. U6 `2 s3 T, W, H5 M 当然这个结论有失公平。吉登斯(A.Giddens)指出过,一个国家无论采取任何政体,只要它是国家机构和人民互动关系很密切的现代国家,国家机构都得努力实现人民的意愿。这一点,中国也不例外。而日本政客往往认识不够深刻或简直忽略的,也是这一点。
" _5 Z5 t- e* F* U/ R. P3 \5 a* z* H2 w- }; M8 i, C
进入21世纪后,看到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愤怒如此激烈时,日本人很容易陷入两个误区。8 _( `3 }3 x) X6 ^
% w2 \2 R( F. c1 Z
认识中国的两个误区" O& N8 b- O) c: x) Y
: v3 r0 b- q2 R' P1 C; y 其一是本质化。犯这种错误的日本人,拿“日本文化的优良传统”来辩护自己的健忘,也批判中国人“记仇”的毛病。例如:“日本人认为人死后都成佛,所以一向尊敬死者。不管他是战犯还是罪犯,死了都要平等对待,才没中国人那么小心眼。”: d0 i: {% k1 g C7 s
' P/ m q7 L. s- w P6 F4 w2 t 可是,以文化的相对性为理由来拒绝对话,这种态度只是一种思考的停止,理智的怠工,甚至是卑鄙的逃避。再说,事实说明,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的。90 年代日本山口县萩市,欲与福岛县会津若松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却遭到对方拒绝。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30%以上的会津若松市民不愿意与山口县人友好交往。4 E: V) B0 m* }+ J2 G" u, I
( c, A: f6 ~" v m/ C6 \1 A5 G 那是1868年长州藩(今山口县)作为“官军”进攻会津藩(今福岛县),残杀士兵后还不许埋葬,火烧民居,奸污妇女,抢夺财物的缘故。都快130年了,三成以上的会津若松人尚未忘记这仇恨,莫非他们是中国人?
6 Z3 y" C5 ^$ j! P) {
! o1 O- r S, Y0 q8 G8 ^: l! ?4 B 其二是官本位思维。中国的政治系统看起来很单纯,原则是党领导一切。可是,既然领导人不是通过全民选举选上的,领导人的合法性自然就不在过程而是在结果。如果在党的领导下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也不见成就,令人民失望,其合法性就难免有人质疑了。9 f) L% q/ \" t& E+ p4 T
( [6 y# q( q, b. r% Q$ g
如今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日益严重,矛盾随时都有可能升级为阶级矛盾。此时此刻,中国***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给经济精英阶层的入党开了个绿灯,经济资源就这样渐渐地成为政治资源了。国有企业工人和农民曾形成党的群众基础,但如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被边缘化了。
' U1 W% v8 X! |: S: R( v3 c' d" L. [ ^% a/ @
被边缘化的多数人对执政者来说是绝对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对群众的感受还能不敏感吗?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虽然含有不理智的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人性的自然表现。国家领导人也不能不尊重它。在对日政策上,轻易的让步,没成果的谈判,都不利于他们的政治地位。
" ^; l7 |) f. x: n# \% |8 j; X1 a. s4 v6 M4 V2 ^1 n, o1 A! J, Q
可是,小泉不顾中方的严重交涉反复参拜靖国神社,日方高层人物还妄言不断,这足以令中国领导人难堪,下不了民族主义的台阶。这几年中国高层人物都不愿与日方高层交谈,甚至今年5月吴仪在访问日本时打破外交惯例突然提前回国,都是迫不得已的。
& n8 c5 H4 v2 s- Q# }- p& ]# L7 ?* x* ^
经济建设才是中国目前的核心任务,其条件之一是睦邻友好。毋庸置疑,中国***和中国政府的主旋律是中日友好。要不然,今年4月的反日潮之后,中共中央急发机密文件,促使地方各部门为应对反日潮做了大量工作,这是为何?0 {& C2 {0 | L/ V: |
( t' i0 R5 [ c% ?4 o
去年夏天,中国公安部门冒着惹恼网络“愤青”的险,在江苏南通逮捕了一批将要出港的保钓人士,这不是为了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吗?遗憾的是,有不少日本政客不大注意这些事实,仍认为中国反日潮的主要原因,是1994年在江泽民主导下开始加强的爱国主义教育。那是跟他们分析政治过程的思维方式有关,即:主导权总在“官”方,“民”只是沉默的客体。
( Q5 W r5 R# D* z* t2 O8 q- G& x/ ~ ]
要正面对待中国民愤
+ w0 X$ K( s% A0 S
h0 F8 _: T" ^4 b1 q: V3 ?$ I+ e 这是一种愚民思想。所以他们的结论是:只要让中国官方回到“未来志向”的道路上,一切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有意愿找中国领导人谈,却没派一个官员去中国通过大众媒体向中国民众解释过,这也不足为怪。
% w3 u' [8 b* C* C8 i6 c
% x K8 j+ b( p8 } 我们该注意美国开始进攻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后,不断派高层官员到半岛电视台等西亚媒体,用电视节目的形式向当地民众解释美国的中东政策和行为。美国的这种做法显然与日本大不一样。
2 }7 I9 [" V4 j9 j2 n8 Y' D H! j& V
$ L$ \+ h# K9 q# P 今年4月,胡锦涛在雅加达会见小泉时说过:不想再次谈靖国神社。此话弦外有音,他大概想说:“若这次会谈一无所得,我们就惨了。你们倒轻松,没有民愤这一关。”可小泉分明误解了他的意思,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说不想谈,正合吾意。”他以为胡锦涛的“不想谈”代表中方对“未来志向”的认同。- q: }% ]& N1 n4 X3 }1 ?* {7 J9 y# R+ e2 G
% U$ @2 Z$ K, E! d- k
由于小泉在本月17日的第五次参拜,是在明年辞职之前,中日关系大概不可能有多少进展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未来志向”,是考虑怎样推进“后小泉时代”的中日对话交流,其前提是:我们日本人应该承认两个事实。
4 a6 V# N5 M$ Z& X+ W" W' I" b% E" D& {
第一,中国人也是人,一样有喜怒哀乐,追求安居乐业。他们绝不是什么文化上的“另类”。也就是说,中国人对日本感到的愤怒是来自人性的,我们对此应该虚心地反省。
* g3 T3 x0 u0 s0 u! G# t4 C. y& `& f6 \( b
第二,中国政治也需要“领导人”的合法性,没有田中角荣所说的那么轻松。它不是什么上情下达的“一言堂”。中国国家的主人是老百姓,日本官方应该正面对待中国的民愤。$ ?8 d+ h& X( B9 J0 W9 m9 _
2 Z# r' R4 ^8 p4 w o
·作者TAJIMA Eiichi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副教授 |
|